蔡昉评产业政策之争：现阶段中国更需要强调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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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位北大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前者同时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在北京大学围绕产业政策展开面对面的辩论。（复习请戳【视频】林毅夫vs张维迎北大思辨会辩论环节实录）
两位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全民大讨论，其热度不减的原因或许是话题切中了当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谈及产业政策之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为CF40独家供稿中表示，这场争论应该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即探索怎么才能使产业政策有益、有效。他认为，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国家的针对性，可能分别需要强调产业政策或者市场机制。在新的发展阶段，或许我们更多地需要强调市场机制。
并且，蔡眆强调，政策的使用除了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也需要形成一套科学决策机制。当不具备正确的产业政策选择机制时，我们过于主观地决定采取何种政策，可能造成决策风险。
以下为文章内容：
我想就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谈谈看法。争论是有益的，也是高水平的。他们的争论给以我很大的启发，两人的观点固然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但是举例都是存在的，并没有用有色眼镜来诠释历史。鉴于两个人各有道理，我觉得这场争论应该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即探索怎么才能使产业政策有益、有效。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更应该被讨论。
第一个问题，产业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国家的针对性，可能分别需要强调产业政策或者市场机制。早期的资本主义呈现为典型的缓慢、匀质发展，经济结构变化是逐渐显现的，也没有过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只要经济能实现1%的增长，就可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成为富裕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话，有或没有产业政策都不重要，多数情况下大部分国家也是缺乏产业政策的。
但是等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富裕阶段后，后进国家大部分还处于二元经济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所以，国家十分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引导干预、甚至直接投资，都大体可以遵循这个趋势。虽然国家介入可能使得资源损失加大、效率变低，但是结构调整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在高速发展的赶超时期，在日本、韩国、德国，及至中国，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但是接下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传统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必然要转向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保持经济增长，当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可以利用自身具备的独特要素优势，但是我们终究要逐渐走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这时，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多数情况下不是靠政府的产业政策，而是靠创造性破坏，即通过优胜劣汰来提高整体效率。而政府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承担失败，所以才会出现大量僵尸企业，才会有资源浪费，才会选择错误方向。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或许我们更多地需要强调市场机制。
第二个问题是任何政策都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即使是同一政策，在不同国家取得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政策的使用要注意恰当的时机的同时，也需要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民主选择方式，即我们常说的科学决策机制。当不具备正确的产业政策选择机制时，我们过于主观地决定采取何种政策，可能造成决策风险。与其如此，市场给出的信号及其千千万万投资者的反应会把风险分散化，这比拍脑袋决定的产业政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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